1933年,张学良秘密来到上海戒毒,杜月笙下令:“将少帅绑在椅子上,谁也不准给他松绑”。这事被东北军将领得知后,竟派代表来上海除掉杜月笙!
1933年3月,热河失守。张学良一枪未放便丢了承德,全国舆论汹涌如潮,报纸头条天天骂他是“不抵抗将军”。蒋介石让他在保定见了面,话说得客气,意思却很明白:你先出去避避风头。张学良当场交了辞呈,通电下野。
下野之后,他带着于凤至、赵一荻和几个随从,从北平一路南下。原计划是直接去欧洲考察,但临行前他改了主意——他必须先解决毒瘾。那东西已经缠了他八年,再不断,恐怕就要跟着进棺材。目的地选在上海,牵线的人是宋子文,出面安排一切的是杜月笙。
杜月笙把自己在法租界福煦路181号的公馆腾了出来,供张学良一家暂住。这栋洋楼闹中取静,门前有法国梧桐遮天,本是个清静地方。
但张学良一行住进去不到一周,门口就被人放了一枚炸弹。引信已经拆掉了,显然不是真要炸死谁,而是示威。炸弹旁还有一封信,字迹潦草,大意是:上海不欢迎你,你要是个男人就滚回东北去打日本人,别躲在这里装死。
这枚炸弹让杜月笙惊出一身冷汗。他在上海滩手眼通天,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,谁知道放炸弹的是哪路人马?王亚樵的斧头帮?还是东北流亡学生里头的激进分子?
更让他不安的是,张学良现在的处境太微妙了——他是下野之身,没了兵权,仇家却一个不少。要是人在自己地盘上出了事,蒋介石第一个拿他杜月笙是问,日本人只怕也要趁机做文章。
杜月笙连夜调了一批门徒过来,把公馆围得铁桶一般,又派人四处打探消息。但这只是第一关。真正让他差点送命的,是后面的事。
安顿下来后,米勒医生被请来主持戒毒。米勒是个德国人,在沪上行医多年,医术和脾气一样硬。他给张学良做了检查之后,倒抽一口凉气——这人的毒瘾重到常人难以想象的程度,每隔十几二十分钟就要注射一次吗啡,胳膊上的静脉已经硬得像橡皮管子,扎不进去的地方就在大腿内侧找下针之处。全身针孔密布,肌肉开始溃烂,整个人瘦得脱了相。
戒毒方案一启动,米勒就发现了问题。他给张学良用灌肠清毒、用镇静剂控制戒断反应,但病人始终情绪平稳得不正常。戒吗啡的人不可能这么安稳,除非还有别的渠道在往里送东西。
米勒不动声色地观察了几天,发现是张学良身边的一个私人医生在偷偷给他递毒品。这个医生跟了张学良好几年,少帅一难受,他就心软。米勒二话不说把人赶出了公馆。
可堵住医生的手,堵不住女人的心。于凤至和赵一荻见张学良毒瘾发作时满地打滚、哭得撕心裂肺,终究还是狠不下心,又偷偷往他手里塞过东西。米勒愤怒了,直接找到杜月笙摊牌:要么彻底禁绝,要么我不治了。
杜月笙这回动了真格。他跑到宋子文那里,要来了一张盖了印的手令:戒毒期间,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张学良提供毒品,违者按军法处置。这张纸往公馆里一贴,效果立竿见影——谁也不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了。两位夫人的心软被堵死在命令的铜墙铁壁之外,米勒终于可以放开手治疗。
真正的戒断反应随即猛烈发作。张学良像被鬼附了身一样嘶吼嚎叫,用头撞墙,撞得额角青紫一片也不肯停。他涕泪交流,浑身抽搐,七八个壮汉一起上去才勉强按住。
杜月笙命人把他结结实实绑在椅子上,手腕脚腕都用布条勒紧,没有命令不准解开。麻醉药也断了,一滴不给,逼着他的身体和意志一起硬扛。
消息从上海传到了北平。东北军的一帮老部下听完就炸了锅:绑椅子上?不给药?硬熬?这是戒毒还是上刑?这些老部下都知道少帅成瘾的前因后果,也知道戒过多少次都以失败告终,但他们更不信任杜月笙。
几个将领凑在一起商议了一番,派出一名代表南下。这人进了上海,直接带话给杜月笙:少帅要是少一根头发,东北军就拿你杜公馆上下几十口人来填命。
杜月笙能怎样?他在法租界横着走,在十六铺跺跺脚黄浦江都要起浪,可他再横也横不过军队。他只能把那代表请到家里,耐着性子把戒毒的前因后果、米勒医生的治疗方案、以及少帅每次毒瘾发作时的惨状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他不是在表功,是在保命。
一场风波暂时平息下去,但杜月笙心里明白,自己这是上了贼船下不来了。接下来的几个月,他提心吊胆地陪着张学良熬过了最难的日子。
戒毒过程前后持续了数月,戒断反应最猛烈的那几十天过去之后,张学良的情况一天天好转。原先那个骨瘦如柴的瘾君子慢慢恢复了人样,脸上有了血色,体重开始回升,神志也清醒了。
戒毒宣告成功那天,张学良走出公馆大门,站在太阳底下放声大笑。那张照片后来被登在报纸上,算是给外界一个交代。
米勒拿到五万大洋的酬金回了德国。杜月笙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。这场戒毒风波里,他结结实实地在鬼门关前转了好几道——门口的炸弹、东北军的死亡威胁、戒断过程中的种种凶险——说到底,他不过是想在张学良落难时押上一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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